全世界有数十亿妇女每天都面临歧视、暴力和压迫，但情况在历史上并非一直如此。现代人类学的先驱及开拓者刘易斯·亨利·摩尔根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观点，即在早期人类社会中妇女是自由以及享有平等地位的，而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私有财产和一夫一妻制的“核心家庭”的兴起。在当下，主流学界对摩尔根并不待见，但弗莱德·伟斯顿在这篇文章中解释说，他关于家庭进化的基本观点已经得到了现代研究和发现的支持。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将摩尔根的观点与最新的证据一起考虑，以了解社会对妇女压迫的根源，以及到底用什么手段我们可以彻底地一劳永逸地结束这种压迫。
对于任何一个希望为更好的世界而奋斗的人，妇女受到的压迫和家庭的起源仍然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大量的妇女仍然遭受性虐待和性骚扰。在世界的某些地方，她们生活在奴隶般的条件下。数百万生活在今天的女孩和妇女被迫接受女性生殖器切割，这是用来控制妇女性行为的最野蛮的方法之一，而还有数百万年轻妇女被当作性剥削对象贩卖。对妇女的暴力仍然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而针对女性的仇恨犯罪和蓄意杀害依旧不断出现。
这就是我们当下社会野蛮的现实。尽管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步，但我们离实现真正的、全面的男女平等还很遥远。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所有这一切真的都是男女关系的自然形态吗？我们经常被告知；一夫一妻制的“核心”家庭以及有一个占主导地位和强大的父亲角色是一直存在的，而且男人对女人天生具有攻击性。但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坚决否定的。尤其是恩格斯，他在其1884年出版的著名作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发展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压迫的阐述和方法论。他主要以摩尔根的文章《古代社会》（1877年）为基础，后者认为“家庭的概念是通过连续的阶段性发展成长起来的”：其中现代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只是“这一系列的形式中的最后一种“。[1] 他解释说，这与新技术、工具和武器的发展，即生产力的发展密切相关。
摩尔根在这个问题上采用的方法从根本上来讲是唯物主义的，最初他在同时代的人类学家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最终他的思想被视为对资产阶级社会稳定性的威胁，而这个情况在恩格斯利用他的研究结果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之后，更是如此。
在20世纪，摩尔根和恩格斯的思想受到了保守派人类学家的猛烈抨击，例如马林诺夫斯基（Bronisław Malinowski）。他坦言：
“如果我们一旦到了取消作为社会关键要素的个人家庭的地步，我们就会面临一场社会灾难；与之相比，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动荡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经济变革都是微不足道的。”[2]
另一部分人，如跟随人类学家博厄斯学派的人，拒绝了历史存在阶段这个观点、拒绝所谓“决定论”和“进化论”的想法，而选择了一种唯心主义的方法——直至今日这种方法仍然对该领域产生强大的影响。
毫无疑问，摩尔根受到19世纪中期科学知识水平的限制，他的一些观点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但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他的认识哪些是对的？这对家庭的演变及其可能的未来有什么启示？这些问题对争取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最终，它们只能通过对我们物种的历史采取真正的科学方法来回答。
唯物主义的方法
摩尔根致力于对早期社会形式的研究，并真正尝试了解它们的内部社会结构以及是什么推动了这些结构的变化——与达尔文致力于研究生物进化的方式相同。
摩尔根认为，通过观察当时处于不同发展水平但同时代的社会，并将一个社会与另一个社会进行比较，就有可能重构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如何演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他开创了一种社会进化理论：社会都会经历类似的发展阶段，而且这一过程是方向性的，即从较不发达的形式到较发达的形式。
摩尔根不自觉地得出了与历史唯物主义非常相似的结论 。// 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摩尔根明白，社会制度是根据社会条件的具体发展而出现的。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无意识地得出了与历史唯物主义非常相似的结论，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发展的方法。摩尔根的方法非常清晰的体现在他的这段表述中：
“人类从最底层开始往上爬这一重要事实，是通过他们不断发展的生存技能和方法展现出来的。人类在这方面的技能，根本上决定了人类在地球上是否比其它物种有优势地位。人类是唯一可以说是获得了对食物生产绝对控制权的生物；而在一开始，他们相较其他动物并不拥有这种控制权。如果不扩大赖以生存的饮食基础，人类就不可能将自己繁殖到其他不拥有同样种类食物的地区，并最终繁殖到整个地球表面；最后，如果不对食物的种类和数量进行绝对控制，他们就不可能繁衍成人口众多的国家。因此，那些人类取得伟大进步的时代很可能或多或少地与食物来源的扩大直接联系在一起。”[3]
摩尔根的这种由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社会发展的进化论方法，非常亮眼。他把社会分为不同的阶段，“原始、野蛮和文明”，其中原始阶段横跨三个时期：即下层、中层和上层，下层是最不发达的。摩尔根解释说，随着新的工具和技术的出现，如捕鱼，或弓箭，人类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野蛮”阶段他同样分为三个：第一阶段人类掌握了陶器；第二阶段人类学会了驯养动物、种植作物、开发早期灌溉系统、制造砖块等；第三阶段人类掌握了金属的使用，如青铜和铁。
他所使用的“原始、野蛮和文明”这些词在今天具有些许贬义，但我们不应该这样来看待摩尔根对这些词的用法。我们在这里感兴趣的是这些用词背后的精髓，而不是这些词今天变成了什么。同样，他的发展时间表不再与他身后150多年进一步研究所确定的完全一致，但他关于人类是通过阶段性的发展，该想法基本上是正确的。
当今天的考古学家给历史时期命名，如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考古学家们是普遍承认，人类社会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其主要是基于生产工具的材料。通过工具的发展，人类在新石器时代从通过狩猎采集生存转向通过耕作。后来，金属加工取得了进展，首先是青铜，后来是铁，这使得古代世界的文明古国得以崛起。然而，在世界各大洲，这并不是一个线性和完全相同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取决于当地的可用资源。尽管如此，这种认识现已被普遍接受。
正是这种唯物主义方法引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注意。正如恩格斯在1884年解释的那样：
“摩尔根以自己的方式在美国重新发现了马克思四十年前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他对野蛮阶段和文明阶段的比较，使得他得出了在主要方面与马克思相同的结论。”[4]
事实上，马克思曾研究过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以及当时其他人类学家的作品。他写了大量的笔记，打算用对他们最新发现的解释来制作一个文本。不幸的是，马克思在完成这项工作之前就去世了，但在马克思离世不久的1884年，他的笔记被恩格斯用来编写他的经典文本《家私国》[5]。 因此，恩格斯这一经典可以被认为是两位马克思主义创始者们的共同工作。
早期人类的近亲繁殖和滥交行为
摩尔根坚持认为，早期人类社会是从他所谓的“近亲”家庭开始的，也就是近亲之间的繁殖。只是到了后来，经历过了更多阶段之后，具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的性繁殖才被消除，并实行了某些禁止性规定。
当摩尔根第一次提出这个想法时，他惨遭各界愤怒挞伐，而且在许多圈子里至今仍然如此。毕竟，还有什么能比它更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风气更相悖呢？由于这种行为在他们自己的时代显得非常不自然——一些社会学家，如韦斯特马克（Westermarck），坚持认为人类有一种避免近亲繁殖的自然本能。
然而，最新研究对早期人类中确实存在近亲繁殖的观点给予了支持，这表明人类对家庭的概念在几千年来发生了多大的变化。201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认为，考古发现的冰河时期人体遗骸中相对较高的畸形比例很可能是由近亲繁殖造成的；这些骨骼中发现的较低的遗传多样性也支持了这一理论。[6]
但人类显然没有维持这种情况。剑桥大学的一项有趣的研究报告称，对西伯利亚的Sunghir遗址的人类遗骸的分析表明：
“早期人类似乎在至少3.4万年前就认识到了近亲繁殖的危险，并发展了令人惊叹的复杂的社会网络和交配网络来避免这种危险。” [7]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恰恰是它证明了人类之间的性关系是发生过变化的。在某个阶段，人类家庭发生了演变，新的关系从旧的关系中出现。事实上，“复杂的社会网络和交配网络”甚至可能代表了后来被称为 “gens” （氏族或者宗族）的最早期形式。
现代家庭的出现需要彻底颠覆现有秩序 。// 图片来源：Jorge Royan, royan.com.ar
摩尔根认为随后家庭发展的四个阶段都是以禁止乱伦为基础的，即不允许男性或女性与自己的氏族的成员交配。换言之，一种禁止在某一群体内交配的制度出现了。
他假设，在这种制度下，“群婚”是一种常态。这是否意味着一个群体的所有男人同时拥有另一个群体的所有女人作为他们的“妻子”？不一定。在一些社会中，“群婚”实际上涉及群体之间的一种“联盟”形式，其中一个群体的个人只能从另一个群体中选择他们的伴侣。
抛开假设里面的细节不谈，对当下最需要强调的事实是，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人类交配的性质是相对杂乱的。与传统的家庭观念相反，男人和女人并没有被永久地束缚在一个伴侣身上，而他们可以自由地打破这种关系并寻找另一个伴侣。
在几千年阶级社会的压力下形成的道德观，在当今人们的集体意识中留下了这样的想法：女人被认为是男人的财产，女人必须终生忠于一个男人——并且，这是一种自然和普遍的状态。然而，许多研究表明，“滥交”——也就是个人自由选择与谁交配、何时交配、交配多久——在早期人类社会中非常明显是存在的。
正如恩格斯所解释的： “那么，滥交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当今或历史更早期对交配的限制并不存在”。但他又补充说：“然而，这决不是说每天人们都在进行混乱的性行为。在某一段有限的时间内，单独配对的情况决不排除；事实上，即使在集体婚姻中，非永久的单独配对也构成了大多数的情况。 ”[8]
然而，这些“配对”，或在更大的氏族背景下的伴侣，不应该被视为以及等同于我们今日所熟知的“婚姻”。摩尔根强调，“这种关系建立在男性与女性在婚姻形式下的配对上，但没有专属性并排他性的同居关系......离婚或分居可以被丈夫或妻子选择“ [作者强调][9]。这意味着男女双方并没有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在婚姻中被永久地绑在一起。
但这个发展为后来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奠定了基础。根据摩尔根的说法：“它建立在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婚姻之上，有一个排他性的同居关系；后者构成了这个制度的基本要素。它最重要的是‘文明’社会的家庭，因此在本质上就是现代的。” [10]但是，这种现代家庭的出现需要对当时的秩序进行彻底的颠覆才能产生。
母系血统
在一夫一妻制和父权制家庭出现之前，女性的地位并不从属于男性——可以说，摩尔根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对我们理解人类社会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摩尔根不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人类学家，而他在美国原住民易洛魁人中做了真正具体的实地调查，仔细地研究了易洛魁人，并在他们中间生活了一段时间。他还研究了美洲的其他原住民，同时从许多其他来源收集了关于处在人类发展早期阶段民族或部落的信息。
摩根并不是一位坐而论道的人类学家，而是在易洛魁人中进行了真实、具体的实地考察。//图片来源：威廉·亚历山大·德伦南
他亲眼目睹了女性在易洛魁人中的地位比在“文明”世界中要平等得多。恩格斯根据他的研究评论道：“（在那个社会里面）所有人都是平等和自由的，包括妇女。”[11]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摩尔根的结论是，在前一个时期，人类是以母系氏族的形式组织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血统是通过母系来追溯的，而不是随着私有财产和阶级社会的出现而最终出现的父系（父权）家庭。
关于“母权制”是否曾经存在有很多争论，但这是一个误导性的伪命题。母权制则意味着女性的统治，但摩尔根强调的是母系制，即在人类社会早期通过母系追踪血统。其原因在于，没有严格或永久的配对意味着没有确凿的方法知道谁是父亲。所以，母系制并不意味着男性没有作用，或从属于女性。
有很多人试图否认母系制。这是因为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的所有信史（文字记载之历史），都来自父权制阶级社会的古文明。因此，“男性一直支配着女性”的这种观点也不足为奇。然而，今天幸存的母系社会的例子为摩尔根的理论提供了支持。
在中国的云南和四川省，居住着摩梭人（云南摩梭人被划为纳西族，四川摩梭人被划为蒙古族，2007年共四万人口），他们的血统仍然是通过家庭中的女性来追溯的，财产也是由女性来继承的。孩子们属于并居住在他们母亲的家庭中。摩梭的男人们有责任抚养他们姐妹和女性表亲的孩子（摩尔根在他研究的母系社会中提到并描述了这一现象），他们负责饲养动物和捕鱼——所有这些都是向他们的叔叔（母亲的兄弟）和家庭中年长的男性成员学来的。
哥斯达黎加的布里布里人（Bribri）、西苏门答腊的米南加保人（Minangkabau）、加纳的一些阿肯人（Akan）和印度的卡西人（Khasi），仍然通过女性的血缘来追溯血统。重要的是，这些社会都没有相互接触过。
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一位知名人类学家，试图找到从社会从父系演变到到母系的反向例子，以否定摩尔根的整个模式。他认为他在美国太平洋西北海岸的Kwakiutl人中发现了这种情况。但这个例子后来被证明无效。博厄斯确实发现了血统既是通过男性也是通过女性的血缘来追溯的，但他忽略的重要的一点：这个社会在与欧洲人接触的下经历了巨大的创伤，而当时他们的整个系统在压力下正在崩溃。
很容易想象，重新通过母系追踪血统和继承当下人们的任何财产会如何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但是，在史前社会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必须加以考虑：狩猎采集社会总体上具有极其平等的性质。
原始共产主义
我们必须注意到，摩尔根本人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美国共和党人和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且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高形式。尽管如此，他在《古代社会》中多次提到早期人类以共产主义方式生活的事实——即没有私有财产。
科林·伦弗鲁（Colin Renfrew）过去是剑桥大学的考古学教授，也是1991-2021年上议院的保守党议员——很明显他不能被指责为是一个同情共产主义的人！ 在他的《史前史——人类思想的形成》一书中，他说了以下的话：
“早期的狩猎采集社会，就像旧石器时代我们祖先的社会一样，似乎一直是绝对平等的社会，当中每个人都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的......” [我的强调] 。[12]
这种平等的基础是什么？在狩猎采集社会中，没有阶级划分，没有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没有土地财产。存在的一点“财产”是用于狩猎和屠宰动物以及觅食的基本工具和武器，以及人们背上穿的衣服。由于没有私有财产，也没有将社会划分为阶级，因此没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也就没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武装机构。摩尔根说：
“国家机器并不存在。他们的政府本质上是民主的，因为氏族、phratry和部落的组织原则是民主的。”
而他在描述易洛魁人时说：“每个家庭都在生活中实行共产主义。” [13]
在人类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都生活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原始共产主义”中，也没有私有财产的概念——而这种想法对于那些“富人和穷人或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是一直存在的”观点捍卫者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他们坚持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狗咬狗的个人主义化竞争只不过是“人性”的一部分，而我们必须接受它。
正如美国人类学家莱斯利·A·怀特（Leslie A. White）在他的《文化的演变》（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to the Fall of Rome）中所说的那样：
“......原始共产主义的理论显然变得如此可怕和充满威胁，以至于三个人类学'学派'的成员都觉得有必要扼杀它。博厄斯学派的洛维（Lowie）多次攻击它。功能主义学派的领导人马林诺夫斯基将其称为‘也许是社会人类学中最具误导性的谬误’……洛维因其对原始共产主义理论的批评，而受到天主教学者的赞扬，并借此反对社会主义学说……似乎他们是在努力使私有财产在世界上安全”。[14]
然而，尽管有种种反对意见，有许多研究证实了狩猎采集社会的平等性质，其中女性在社会中享有更高的地位，被视为平等的人，而不是视为男性的财产。[15]
人类的一个关键特征是他们自然的倾向与合作和分享。如果没有这一点，人类是不可能生存的。与许多其他动物相比，我们的速度和力量都不是特别快。作为孤立的个体，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会一直处于被大型食肉动物攻击的危险之中，同时发现获取食物会更加困难。因此，这种合作并不是来自某种抽象的利他主义无私奉献的精神，而是一种物质条件导致的必然结果。合作不仅在狩猎中是必要的，在采集中也是必要的。
狩猎、采集和家庭在地理上的母系性质
在史前的狩猎采集社会中，两性之间似乎是有分工的；尽管这种分工因人而异，且并不像我们在后来古希腊等阶级社会中发现的那样，是一种严格的分工。
男性有时参与采集，女性有时帮助打猎——最近在墓葬中发现的女性遗骸和她们的武器陪葬品就表明了这一点。但总的来说，男性倾向于去打猎，女性倾向于去采集，但其中一个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另一个。事实上，在狩猎活动中，男性有时会空手而归，而采集的人总是能带回家一些东西。因此，人类社会这一阶段的劳动分工并不意味着女人对男人的从属地位。
事实上，存在于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在许多情况下还倾向于促进女性的地位。Kit Opie和Camilla Power，《祖母和女性联盟——母系优先的基础》一书的作者认为，在她们研究的社会中，养活一个群体中的所有成人和儿童所需的卡路里数量是需要妇女和她们的女性亲属（特别是祖母）加上男人一同努力[16]。例如，在卡拉哈里沙漠的孔族（Kung）中，研究表明“采集占总饮食的60%至80%”。[17]
处于怀孕晚期或正在哺乳新生儿而不能去觅食的妇女，由其他妇女为她们提供热量，从而可以保证每天的热量。这种行为同样并不是出于某种抽象的利他主义精神。因为人们知道当自己处于同样的状况时也会被帮助，所以这种人人互助是一种非常正常普遍的行为。
女性完全依赖男性，因此即使在早期人类社会中，女性也必须寻找男性个体才能生存的观点并不成立。// 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因此，那种认为女人完全依赖男人，因此即使在早期人类社会中，女人也必须寻找个体男人才能生存的观点并不成立。
所有这些都提供了两性平等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Opie和Power还解释了老年妇女的作用：尽管她们不能再生育，但她们中年或晚年同样在生活中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即帮助供养女儿的后代。这解释了家庭在地理上的母系性质——女性会选择与自己的母亲和母方家庭就近居住——因此也解释了社会里血统上的母系性质。
她们指出：
“来自分子遗传学的证据表明，女性亲属扎堆居住的古老倾向随着现代人类的出现持续存在。研究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狩猎和农业人口之间的亲缘关系模式存在差异（亲缘关系——Philopatry，即个体返回或留在其家乡或出生地的倾向）”。[18]
她们补充说：“在这些人口中，对狩猎的依赖越大，她们就越不可能居住在或靠近男性家庭或男方部落”。这意味着狩猎采集社会中的女性倾向于呆在这样一个群体——在这个群体中女性之间有亲属关系，有母亲、有姐妹、有女性表亲——而与她们交配的男性恰恰是来自外面的。所有这些都令人惊叹地确认了摩尔根在1877年的描述！
当然，这一普遍现象也有例外，例如北阿拉斯加的原住民。在他们中间，男人几乎提供所有的食物。这里的人普遍是猎人，而不是农耕民族。然而，这并不是因为那里的人只是主观上“认为”打猎更好，而“选择”不采用农作物种植。
另一篇文章解释说，“在一些北极和亚北极地区，可以捕猎得到的小动物相对较少，也没有多少具有饮食意义的植物性食物，因此大型猎物在总体食物消费占很大比例”[19]。在这种情况下，男人在获取食物方面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是有一个具体的物质原因的：“在这些北极或亚北极社会中，是不太可能出现大量采集或转向农业生产的”。[20]
就算找到这些“例外”也并不能否认社会进化的总体情况。在大部分地区，物质条件对农业的发展总体是有利的。正如作者解释到，
“这些狩猎采集社会中的例外群体，如果当作狩猎采集社会的模板，为了理解非洲、欧洲和其他地方出现的狩猎采集社会向农业社会的过渡，可能意义非常有限”。[21]
家庭在地理上的母系性质显然对女性在这些社会中的地位有着巨大的意义。女人没有像今天世界各地非常普遍的那样，从父亲家搬到丈夫家并留在那里，并被丈夫的大家庭包围着。该事实意味着她们对其伴侣的依赖性比今天要低得多。相反，她们的男性伴侣发现自己四面八方都被女方的亲戚所包围，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还依赖于她们。
在某些情况下，男性猎人必须将所有的劳动成果交给其伴侣的母亲——并由她在家庭中分配。难怪在当今还存在的这类社区中，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远比我们自己的低。
财产、不平等和一夫一妻制
在大约12000年前、被称为新石器时代革命的历史时期中，这种平等主义的生活方式自农业出现后开始发生变化。
研究证实，随着人类从狩猎采集过渡到农业、特别是作物种植，性别不平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逐渐发生了变化。来自世界各地的考古证据表明，在采用农业之后，男女之间的劳动分工发生了变化。其直接原因因地而异，但一些重要的因素显然在其中起到了作用：出生率上升因而育儿责任更大，更大的食品加工要求，以及最终对诸如犁头等更重的工具的使用。
社会科学研究网络（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在2012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解释说：
“......向农业的转向导致了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男性将体力用于粮食生产，妇女则负责养育子女、食品加工和生产、以及其他与家庭有关的职责。”
报告接着说：
“其结果是，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不再使其自身具备经济活力。实质上，与新石器时代革命相关的劳动分工普遍转变，加剧了妇女的外部选择（婚姻之外），这增加了男性在家庭中的议价能力，而这经过几代之后则转化为规范和行为，形成了社会中关于性别角色的文化信念。(......)总之，我们所提供的新证据与如下假设一致：通过其对文化信仰的影响，新石器时代早期革命是现代性别角色的来源。” [22]
在劳动分工转变的同时，似乎也出现了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变，这将对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产生进一步的影响。罗马萨皮恩扎大学（ La Sapienza University of Rome）2004年的一篇论文显示，对撒哈拉以南非洲40个种群的线粒体DNA的研究表明，“粮食生产者（班图语和苏丹语使用者）和狩猎采集者人口（俾格米人、孔人和哈德扎人）的遗传结构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23]。狩猎-采集人群中的女性如孔人和哈德扎人，比依赖农业的粮食生产人群中的女性更有可能在婚后留在母亲身边，这表明农业和父系血统之间有密切联系。
当然，母系血统究竟何时让位于父系血统，这几乎是不可能确定的。这种变化应当是发生在没有记录的过去的一个遥远时期，并且每个社会都以自己的方式和速度发展。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转变发生在农业的出现和第一个阶级社会的兴起之间的某个时间点，大约在5-6千年前，因为这些社会中的每一个都是父系居住的、父系相传的，尤其是父权制的。
摩根确定了这一戏剧性转变的关键在于私有财产的兴起，他解释说：
“随着财产种类和数量的增加以及其重要性的增加，继承问题肯定会出现，并会产生一些固定的继承规则”。[24]
财产并没有立即成为私有财产，因为最初的继承规则是基于氏族内的土地和牲畜的共同所有权，基本上是更广泛的家庭单位，这些家庭单位直到在第一批国家的形成前都构成了社会的基础。这意味着财产不能转移到氏族外。
在母系氏族制度下，孩子们仍然属于母亲的氏族。因此，财产是通过女系脉络继承的。这意味着男性的孩子不在他们父亲的氏族中，而是在他们的女性伴侣的氏族中。然而，在某一时刻，在世界的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随着男性积累的财产越来越多，一种转换发生了，即财产权通过男系传承下来。
不平等、阶级和对妇女的压迫并不是从最初的农业和驯化形式中立即产生的。//图片来源：格兰特·伍德
不平等、阶级和对女性的压迫并不是立刻从最初的农业和驯化形式中产生。但是，一旦向农业的过渡完成，为实现越来越高的土地生产力的条件就奠定了。从许多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可以看出，即便人类从游牧生活转向定居生活，“生活中的共产主义”也依旧存在。然而，最终产生的剩余意味着阶级的出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随之而来的即是社会不平等，而第一个受害者就是女性。而这一过程就完成于从早期定居农业社会到历史上已知的早期文明出现的这段时期。
这一过程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独立地反复发生，包括美索不达米亚（现在的伊拉克）、埃及、中美洲和南美洲、中国、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部分地区。这些地方没有一个是完全复制彼此的，但它们都有许多共同特征。
我们不能确切地说，从母系血统到父系血统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然而，摩根当时得以采访到北美的几个部落的成员，并注意到他们中的一些人最近正从通过女系继承过渡到男系继承--在某些个例中，这还保存在人们鲜活的记忆里。正如他所说：
“在家畜以及个人拥有的房屋和土地方面，许多印第安部落现在拥有相当多的财产，在他们当中，于其有生之年将财产交给子女的做法已经很普遍，这是为了避免外族继承。” [25][作者强调] 。
他解释说，随着财产数量的增加，剥夺子女的继承权开始“引起对氏族继承的反对”——也就是通过母系继承。这实际上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说明从母系到父系的过渡如何可能发生在其他社会。
因此，私有财产的出现是决定女性地位发生根本变化的关键因素，即从平等到从属于男性。摩根写道：“一夫一妻制家庭的起源在于财产......”。 [26]
一个新的社会形式出现了，那里男性财产所有者开始对女性施加以前未知的条件。为确保女性所生产的都是其丈夫的后代，唯一方法就是施加严格的行为规则，如女性要在屋内隐居，禁止女性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离家，以及要求严苛的忠诚。摩根这样概述了这个过程：
“在房屋和土地、牲畜和可交换商品的数量变得如此之多、并开始由个人拥有之后，它们的继承问题就将引起人类的注意（…...）。”
摩根解释说，家庭最终成为“一个创造财产的组织”，并且补充道：
“在这个时刻，一夫一妻制得以在保证了其后代的亲子关系后，又将宣布并维护他们对亡父财产的独家继承权。” [27]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摩根并不局限于只观察易洛魁人，或只限于从其他学者和旅行者那里得到的信息。他还查看了其他资料，例如，关于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材料，以及从他们的早期著作、神话和传说中便可以看出他们早期家庭结构的情况。
他在古罗马人和古希腊人的早期文字和神话中，以及在爱尔兰的“sept”、苏格兰的“clan”、梵文的“ganas”等等中，都发现了氏族的痕迹。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些文化不可能与摩根所观察到的美洲本土部落有任何接触。
古希腊人和罗马人采用了以男性为基础的氏族，从早期以女性为基础的氏族过渡到了以男性为基础的氏族，他描述了这种情况在城市化的早期是如何持续的。
在古希腊社会，我们看到女性陨落的最糟糕形式之一。由于担心她们与其他男性的任何接触都可能导致性交，雅典男性不允许他们的妻子出现在公共场合，也不允许家庭以外的男性与家中女性在一起。在古罗马，家长是最高权威，对所有家庭成员、妻子、后代以及奴隶都握有生杀大权。
应该指出的是，这种“一夫一妻制”实际上只针对女性。伴随着这种新的、限制性的道德观念，古代阶级社会中还出现了不同形式的女性（在某些情况下是男性）卖淫。雅典国家甚至通过引入妓院来规范卖淫行为。
在这些阶级社会出现之前，女性一直被当作创生者而受到崇敬与尊重。希腊史诗中提到了女神和女战士，她们被提升至受崇拜和尊重的地位。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在他的《希腊神话》（1955年）（ The Greek Myths , 1955）中表示，青铜时代的希腊已经从一个“母权”社会--我们会说是母系--过渡到父权社会。他提到了宙斯吞下智慧女神梅蒂斯的故事，此后，“阿凯亚人压制了对她的崇拜，并把所有的智慧都归于作为他们父权的神，也就是宙斯”。 [28]
女性在天国的这种降级显然是她在地上的降级的反映。威廉·G·迪弗（William G.Dever）在他的《上帝有妻子吗》（Did God have a wife?）一书中认为，在古代希伯来人的神话中也发生了类似的过程，他们在早期相信耶和华（他们的神）有一个妻子，而她被视为天后。
摩根和恩格斯论家庭制的未来
摩根对家庭制过去发展历程的看法挑战了传统观点，但他对家庭制的未来的看法则更令资产阶级不安：
“家庭已经历经了四种连续的形式，现在正处于其第五种形式。如果这个事实被接受，那么如下问题就立刻出现了：这种形式是否可以在未来永久存在。 而唯一能得出的答案是，它必然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进步，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就像它过去曾做过的那样。” [29]
恩格斯则进一步说：
“……我们现在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行将消灭以后的两性关系的秩序所能推想的，主要是否定性质的，大都限于将要消失的东西。但是，取而代之的将是什么呢？这要在新的一代成长起来的时候才能确定：这一代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这样的人们一经出现，对于今日人们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一切，他们都将不去理会，他们自己将知道他们应该怎样行动，他们自己将造成他们的与此相适应的关于各人行为的社会舆论——如此而已。” [30]
恩格斯经常被诽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但从这几句话中我们就可以看除，在家庭问题和未来人类将如何在性方面发生关系的问题上，他实际上远远领先于他的时代。
恩格斯常常被诋毁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但实际上他在家庭问题上远远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在恩格斯写出他的经典著作之后，第二国际和后来的共产国际的队伍都受教于他在这个问题上所阐述的思想。当布尔什维克于1917年上台时，他们开始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而这可以从其与婚姻、妇女权利、儿童保育等相关的各种法律和改革中看出。
除了政治改革之外，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强调需要真正的社会平等和政治平等，将女性从家务、育儿等负担中解放出来，而这些负担至今仍过重地压在女性肩上。
但1917年革命孤立于一个落后的国家，这意味着许多进步改革只能部分实现，因为苏联没有足够的物质资源来维持它们。尽管如此，他们的大胆改革仍让我们得以一窥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所能取得的成就。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不仅是布尔什维克，就连摩根本人都无法被统治阶级原谅。
针对摩根和恩格斯的资产阶级反动
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和摩根的所受到的待遇截然不同。达尔文也并未完全理解进化是如何发生的，那是因为当时某些科学发现还未完成，比如遗传学。但这并无损于他的历史作用：他极大地推动了我们对生命如何进化的理解。
摩根则受到了不同的待遇。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生物进化论。虽然，他们甚至试图扭曲它以便用它来为资本主义社会本身辩护。但另一种观点他们则不能接受，这种观点无可避免地导向这样的结论：即资本主义本身仅仅是一个阶段且注定会终结。
尽管摩根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敌人，但他的发现在恩格斯手中恰恰指向了这样一个方向：正如过去社会曾随着生产力发展而改变一样，所以这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也正在为资本主义自身的消亡创造条件，而会与之共同消亡的则是曾经历过不同形式的阶级社会的、人们熟知了数千年的家庭制。因此，当然必须削弱且诋毁摩根的思想，因为削弱他的观点也就意味着削弱恩格斯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他们被视为是在宣扬危险观点，这些观点威胁着资产阶级社会稳定。
毫无疑问，当然有必要客观地对待摩根和他那个时代的人类学。比如，他并不了解更先进的美洲印第安文化（如阿兹特克文化）所达到的发展水平。他认为他们与易洛魁人处于同一水平。即使他的一个学生向他指出其错误时，他也坚持如上观点。
尽管如此，依旧显然的是，摩根已经明确地摆脱了其前辈——甚至同时代人——的狭隘视野，并且下意识地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应用在对早期人类发展的理解上。他为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点应该得到承认。
然而，我们必须明白，那些攻击摩根或恩格斯的人，并不是为了在最新研究的基础上加深我们的理解——如果如此，那么恩格斯本人也会对此持开放态度。但并非如此，他们攻击并试图诋毁他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更广泛和更普遍的攻击的一部分。
直到19世纪中叶，即资本主义崛起的时期，早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古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仍在真诚地试图发现决定社会发展的机制。例如，亚当·斯密当时正努力研究决定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机制。但是，只有马克思才能胜任得出所有合乎逻辑的结论的任务。
然而，到了20世纪之交，随着资本主义触及到其极限并开始停滞和陷入危机，资产阶级已不再发挥任何真正的进步作用，而这也影响了他们进行此类研究的方法。
现在，资产阶级已经变得彻底反动，并且正在寻找能证明其存续正当性的思想。原因非常显然：他们的财富和特权有赖于现行制度存续，因此他们试图表明它将永不终结。
著名的人类学家布罗尼斯瓦夫·马林诺夫斯基 (Bronisław Malinowski) 曾是这场资产阶级猛烈攻势中的重要人物。他在 1931 年表示：“个人家庭迄今一直存在，并且[ …] 它会始终建立在一对一的婚姻基础上” [31]。
马林诺夫斯基对家庭已经随着时间而演变且经历了不同形式的想法做出了回应。他认为，针对早期家庭形式的历史分析缺乏证据，而且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一直是核心家庭制。如上引用所述，他认为“个体家庭”（以男性为首）是“我们社会的关键要素”，而取消它将导致“社会灾难”。
由此我们看到，有多少曾试图了解早期社会的人类学家，恰恰是在透过他们所出生的那个社会的滤镜来看待早期社会。在科学中，诸如社会偏见的存在是可能的。科学不是思想的中立“论坛”；它是反映阶级社会一切压力的战场。
正因为人类学是对人类社会的研究，所以它是最容易产生这般社会偏见的科学之一。宗教信仰、传统、道德和阶级偏见都可能使人类学家看不清摆在他们面前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在涉及性别规范以及财产所有权问题的时候。
因此，从 20 世纪初开始，人类学越来越反对摩根的观点。马文·哈里斯 (Marvin Harris) 在他的《人类学理论的兴起》(The Rise of Anthropological Theory, 1968) 中解释说，现代人类学进入 20 世纪的使命是“揭露摩根的阴谋并摧毁其所依据的方法” [32][作者强调]。
那么，他们所要摧毁的方法是什么？哈里斯解释说：“19 世纪的人类学家相信，社会文化现象受制于可被发现的合法原则。”然而在20世纪，“人们开始普遍认为人类学永远无法发现制度的起源或解释其成因。” [33]
这是对人类学研究的科学和唯物主义方法的拒绝，并转向了非科学和唯心主义的路径。这导致了如下的情况：
“基于部分、不正确或误读的民族志证据，一种文化观随之出现，它夸大了人类生活中所有不切实际、非理性和难以理解的成分。人类学家兴奋于模式的多样性，他们寻找着不同的和无可比拟的事件。他们强调经验的内在的、主观的意义，以排除客观的影响和关系。他们普遍否认历史决定论，最重要的是，他们否认生活物质条件的决定性。” [36]
这种唯心主义的方法拒绝了唯物主义的进化方法，并拒绝了那种人们可以用之从全球的、长期历史的视角来阐述社会发展的想法；它并不认为社会的发展规律可以被找到，而是坚持认为每种文化都应该被孤立地视为独特的，并且没有特定的发展顺序。 提出了“历史特殊主义”理论的Franz Boas（1858-1942）则是这一趋势的先驱。
科学不是一个中立的思想 "论坛"，而是一个反映阶级社会所有压力的战场。//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事实上，这预判了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出现，这种预判看到许多幻灭的左翼分子甚至“马克思主义者”从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转向否认发展规律且否认发展本身。
有些人类学家反对这种趋势，例如莱斯利·A·怀特 (Leslie A. White) 和马文·哈里斯 (Marvin Harris)，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抵制朝向唯心主义的漂移并坚持唯物主义的方法。但正如哈里斯 1999 年在他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中评论的那样：“我必须承认，转向论——从以科学为导向的过程方法转向‘一切皆有可能’的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远比我在1960 年代末开始展望未来时所设想的还要大。” [36] 这一转变绝非巧合。
使用博厄斯（Boasian）和后现代主义方法，所给我们所剩下的只是大量的个案研究，孤立的事实，彼此没有联系，没有任何试图建立因果关系的尝试，其最终结论则是现实并不可知。
博厄斯学派对摩根以及当时所有社会进化论者的批评之一，是他们对人类文化的发展持有一种僵化的观点，这强加了一种所有地方文化都必须被迫遵循的模式。
诚然，人类社会并非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进化，按照某种预定计划遵循每个阶段。在不同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下有着不同的发展速度和方向，我们能否认吗？如若否认，这将会荒谬和不科学的。例如，有些文化确实有被表明是已经开始了农业的早期形式，但随后又恢复了狩猎模式。这是为什么？因为在特定的条件下，农业被证明生产力较低，或者气候变化迫使这些人类群体迁移。这种转变返回到人们也许视之为欠发达的维持生计形式，其背后是具体的物质原因。
如果我们将此应用于家庭，我们就会看到，尽管他们采用农业和驯化，但一些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表明两性之间存在着持续的平等，即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是如此。我们还可以发现在狩猎采集社会中，针对女性的压迫已经在后来社会形式的影响下出现了，那些后来的社会形式已与农民有接触——这是综合和不平衡发展规律的一个突出例子。
然而，这并不反驳存在可被识别的社会进化规律和阶段。其关键是，这个总体过程确实是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的，并且是基于我们可以理解的物质原因。过去和现在，没有任何一个阶级社会，具有曾在广泛的狩猎采集社会中所观察到的那种平等水平。
对社会发展的客观看法、即对既定事实的观察表明，是的，社会进化的路径略有不同，这具体取决于当地的条件。但是，承认这一点是一回事，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发展没有可被识别的规律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博厄斯绝不是唯一持这种观点的人类学家。他之后的其他人也采用了类似的唯心主义方法。我们可以说的是，无论其意图如何，他们的方法都非常适合今天的资产阶级。与其使用马林诺夫斯基公开反动的语言，如今他们可以隐藏在一种表面进步实则非常反动的哲学背后。
理论理解的必要性
最后，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提问： 为什么这一切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要捍卫摩尔根、恩格斯阐述的社会进化的核心思想以及与其相伴的家庭进化的思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则是：在废除压迫的斗争中，理论上的理解是必要的。
这场辩论并不仅仅具有学术意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所有生活领域的冲突，是进步和反动之间的冲突。它实际上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接受自20世纪至今主导着人类学的非唯物主义且唯心主义的视野，那我们将被置于无真知的境地：对社会如何且为何改变，对家庭如何且为何改变，及因此它将如何且为何在未来再一次改变。我们会被困于如下观点，认为是个人观点决定了这些改变，而非认为观点上的这些改变其实取决于已改变的条件。
人类学自唯物主义及进化论的背离其实是一种倒退，因为它没有留下任何空间，来去真正科学地理解人类社会如何从早期阶段通过各种形式一直演化到今天的工业社会。
因此，留给我们的只是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为社会结构的根本变革而斗争是没有意义的。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则必须将工作转向构成社会的个人。而对改变物质条件，我们则被置于毫无具体方法的境地。这意味着，在为女性以及社会其他受压迫阶层的权利而斗争的情形中，阶级斗争没有丝毫作用。一切都变成了文字之战，意义之战。在这条路上，运动最终走进了死胡同。
因此，有必要回到如下观点，即社会的发展是有方向的，正是不同的发展阶段把我们带到了今天的位置，而现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只是为未来的我们需要为之斗争的、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做好了准备
家庭的未来
对那些否认家庭是经由几种不同形式进化而来的人，我们则可指出如下事实：尽管如马林诺夫斯基一类人的愿望是如此迫切，但事实已然如此清晰，即自摩根、恩格斯至我们今天这样短的时间内，家庭也已经发生了许多改变。
很显然，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对妇女的压迫不会和平消逝 。// 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我们已经在仍经鲜活的记忆中目睹了如上变化。如今，美国几乎50%的婚姻都以离婚或分居结束，而在英国则是42%。最近的估测表明，美国接近40%的新生儿降生在婚姻制度之外。[38]
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中，婚姻变得越来越不常见，人们晚婚，并且成为父母正在与婚姻“脱钩”。正如一篇文章指出的那样：“在最近的几十年内，婚姻制度的变化比过去的几千年还要大。” [38]【作者强调】
这些改变的发生是由于诸个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量女性涌入劳动力市场，这赋予了女性更大程度的独立性。
但是，显著的性别收入差距仍然存在。尽管有所进步，尤其是自1970年代以来，但由于顽固的不平等、贫穷和紧缩，女性中的大多数仍不是完全经济独立的。但同样是事实的是，女性已早不像过去那样依赖男性——至少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是如此，而且这种提升了的经济独立也引发了了女性对法律平等和社会平等的更大追求。
我们因此可以问一个更长远的问题：如果在过去的七十年，所有如上变化果真是发生在家庭内部，那么为什么过去超过万年的时间内却没有用发生过比之更大的变化，并且为什么过去就不能在未来朝着进步的方向改变？
正如说过的那样，这已然非常清晰：在资本主义下，针对女性的压迫不会和平消亡。除女性所面对的物质阻碍以外，上千年的阶级社会、文化、和厌女症意识形态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今天数以十亿计的人类的观念。偏见和阶级道德同恶相济，如今仍然顽固地存在于资本主义之下。
一种常见的错误说法认为资本主义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源。这简直是对议题的过分简化。如我们所见，男性对女性的主导源自数千年以前阶级社会雏形的出现。然而事实是，如我们今天所见，在资本主义下厌女文化愈加猖狂，并且统治阶级经常在其位置受威胁时用之作祟。
对于资本家来说，任何可以用以分化工人阶级的东西都是有用的。种族主义，恐同，恐跨性别，宗教和道德分歧，所有这些都被视为使一部分工人对抗另一部分的有用工具。这正是如今核心家庭依旧被呈现为文明基石之一、并将永存于资本主义之下的有力原因。
只有当阶级社会一劳永逸地被消除时，妇女的最终和真正解放才能实现。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革命是历史的动力” [38]。资本主义的历史角色已经过时，如今，我们的任务就是为推翻当今残酷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斗争。
一旦自这个社会产生的所有矛盾都被消除，一旦生产力摆脱了利润驱动的禁锢并被置于财富生产者即工人阶级的控制之下，物质条件将根本性地变改变。而伴随着这种根本性的改变，未来的几代人将自己来决定他们彼此之间所希望的关系。最终，人类之间的关系将从物质匮乏和阶级社会所强加的扭曲道德中被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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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摩尔根（L H Morgan），《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 Bharati, 1947, pg 498
[2] M F A Montagu (ed.), Marriage, Past and Present – A Debate Between Robert Briffault and Bronislaw Malinowski, Extending Horizons, 1956, pg 76
[3] 摩尔根，第19页
[4] 恩格斯，《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威尔瑞德出版社英文版（Wellred Books），2020, 第xxvii页
[5] L Krader (ed.), 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of Karl Marx, Van Gorcum & Comp. B.V., 1974
[6] E Trinkaus, “An abundance of developmental anomalies and abnormalities in Pleistocene people” in PNAS, Vol. 115, No. 47, 2018
[7] Prehistoric humans are likely to have formed mating networks to avoid inbreeding”,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5 October 2017
[8] 恩格斯，第16页
[9] 摩尔根，第28页
[10] 同上
[11] 恩格斯，第78页
[12] C Renfrew, Prehistory – The making of the Human Mind, Modern Library, 2007, pg 135
[13] 摩尔根，第66、69页
[14] L A White, 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to the Fall of Rome, McGraw-Hill, 1959, pg 256
[15] See H Devlin, “Early men and women were equal, say scientists”, The Guardian, 14 May 2015
[16] K Opie, C Power, “Grandmothering and Female Coalitions: A Basis for Matrilineal Priority?” in Early Human Kinship, From Sex to Social Reproduction, Wiley, 2008, pg 168-186
[17] 卡斯柏·W·汉森(C W Hansen)等人，"现代性别角色和农业历史：新石器时代的继承"，载于《经济增长杂志》，第20卷，2015年，第7、8页
[18] K Opie, C Power, pg 185
[19] S L Kuhn, M C Stiner, “What's a Mother To Do? The Division of Labor among Neandertals and Modern Humans in Eurasia” in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46, No. 6, 2006, pg 995
[20] 卡斯柏·W·汉森(C W Hansen)等人，第9页
[21] 同上
[22] 卡斯柏·W·汉森(C W Hansen)等人，第3-5页
[23] 乔瓦尼·德斯特罗-比索尔(G Destro-Bisol)等人，"撒哈拉以南人口中女性和男性血统的变化：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要性"，载于《分子生物学和进化》，第21卷，第9号，2004年，第1673页。
[24] 摩尔根(L H Morgan)，《古代社会》，第74页
[25] 同上，第168页
[26] 同上，第398页
[27] 同上，第554页
[28] 罗伯特·格雷夫斯(R Graves)，《希腊神话》，企鹅出版社，1972年，第20页
[29] 摩尔根(L H Morgan)，《古代社会》，第449页
[30] 恩格斯，《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Wellred Books，2020，第63页
[31] 蒙塔古·弗朗西斯·阿什利-蒙塔古(M F A Montagu)（编辑），婚姻，过去和现在: 罗伯特·布里夫特和布罗尼斯瓦夫·马林诺夫斯基之间的辩论，扩展视野，1956 年，第 41 页。
[32] 马文·哈里斯（M Harris），《人类学理论的兴起》，托马斯-Y-克伦威尔，1968，第249页
[33] 同上，第1页
[34] 同上，第2页
[35] 同上，第13页
[36] 伊丽莎白·威尔史密斯(E Wildsmith)等人，“1990 年至 2016 年美国婚外生育比例急剧增加”，儿童趋势，2018 年 8 月 8 日
[37] 埃斯特班·奥尔蒂斯-奥斯皮纳(E Ortiz-Ospina)和马克斯·罗瑟（M Roser），“婚姻与离婚”，我们的数据世界，2020 年
[38]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普罗米修斯出版社，1998年，第61页